香港电影《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》中有这么一个桥段，“会功夫的中医”黄飞鸿和西医孙文一起为伤者做手术。黄飞鸿用针灸麻醉，孙文开刀，中西合璧，救治成功。之前拒绝过请中医的外国人，也被黄飞鸿的医术、中医的技术所折服。
这个电影工作者创造出来的“中西医会诊”的场景，在现实中发生过。美国医生胡美在他的回忆录——《中医与西医》里就讲述过这样的故事。
1905年，胡美携妻带子来到长沙，于第二年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——雅礼医院，即今天“北协和、南湘雅”的湘雅医院的前身。
在行医过程中，胡美自然会和中国同行发生联系，他也在细致、认真地观察中医。在书中，胡美坦言，中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的相遇是不可避免的，并对中医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尊重。
这很难得。因为在当时，西医对中医是看不上的，是怀疑的——几千年来，在没有解剖、没有对照实验的情况下，哪有什么科学研究的证据？
“然而，如果西方的医生怀着理解与同情来中国生活一段时间，那么他的看法就会逐步发生变化。”胡美在书中如此说道，“在古代医学体系中，存在着某些未知的价值。古老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”
在尝试理解中国的医学思想过程中，大量亲历的诊断病例给了胡美很多启发。
有一次，一位官员梁先生病了。他儿子请了胡美和长沙最有名的中医王医生，来为父亲诊断。“我和王医生的轿子同时进入庭院。”胡美回忆说，他们一起被请进接待室，并排坐在华丽的雕花黑檀木长椅上，准备开始一次“前所未有”的“会诊”，或者说竞赛。
王医生先给患者做检查，遵循标准的“望闻问切”步骤，观察患者的头部、舌苔、眼睑，附身细听患者的呼吸、呻吟，询问患者病情——病多久了？第一次发病还是复发？受过凉吗？发病前有没有家庭矛盾？最后是切脉。
轮到胡美了。“我按照西医检查昏迷患者的方法，感觉脉搏，检查瞳孔、舌头、反射情况，使用听诊器和温度计。我甚至把患者的袖子挽起，测量血压，高得可怕。”他在书中写道。
下诊断时，也是王医生先来。他先是提出了导致昏迷的多种可能性，然后分析脉象，最后基于长期的经验和医学经典的记载，确信患者得了严重的肾病。王医生随之问胡美是否同意。
“我倾向于同意他的结论。”胡美接着又补充了一句，“我将保留自己的诊断，直到精确的实验室工作完成。”
后来，化验结果肯定了王医生的诊断。对此，胡美评价道:“王医生深得中医的真传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尸体解剖，也没有在实验室里做过化学实验或显微镜观察。但他的诊断是以十分确定的方式给出。”
从梁家出来后，胡美邀请王医生去他们医院参观，还请他定期去学校开展中医经典著作的讲座。王医生也做出了友好的回应:“我们会成为好朋友。”
《中医与西医》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——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。这30年差不多是胡美一生精力最充沛、思考最活跃、工作最有成效的30年。他在中国办医行医，积极推行现代医学教育的经历，从“他不懂医”，到“他赶走了瘟疫”，再到“城市救星”“华佗再世”的风评转变，都充分印证了中国“道一风同”的古训，即中医西医都在为患者的健康服务，方法虽不同，但往往得到相同的效果。
对此，胡美在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:“真正无畏的人注定会相遇，因为他们的灵魂是相近的，他们的勇敢和坚韧是相似的。李时珍和施米德博格观察到的是相似的物质，希波克拉底和扁鹊也有类似的精神，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内科学大师奥斯勒和张仲景都曾给他们的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。”
看来，唯有开放的心态、包容的胸怀、平等的视角，才能得到合乎理性的结论，才能赋予胡美这段中国经历以传世价值，您说是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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